跨国巨头关闭苏州工厂：被中国罚15亿 大笔投资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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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福耀玻璃因税负问题在美国建厂已引起轩然大波，在此大背景下，美国跨国巨头企业从大陆撤退，转移他国建厂同样引人关注。

在即将发布2017财年Q2财报之前，跨国巨头希捷突然宣布关停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苏州工厂，并裁员2200人，并按照法律要求给了2个月工资补偿。即便如此，也引来工人的不满并大量聚集。

按照希捷官方的说法，此次关闭中国工厂、大裁员是希捷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大背景是PC市场需求低迷，HDD出货量快速下滑。

但是如果你相信这种说法，就图森破了。因为苏州工厂是希捷全球最大的HDD组装中心，目前还处于盈利状态，这也是员工抗议关厂的因素之一。

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希捷HDD硬盘工厂主要是在中国和泰国，其中在中国有两座工厂，分别位于无锡和苏州，苏州工厂早前是迈拓的，2006年收购迈拓之后归于希捷，现在已经是希捷全球最大的HDD组装中心，占地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米。

同时，希捷在2015年刚启动了泰国呵叻工厂的扩张计划，投资4.7亿美元扩大一半产能增加2500名员工，希捷投资泰国三十多年来保持稳定增长，仅近十年就启动了8个新项目，投资近20亿美元，员工总人数超过1.64万。

希捷全球的供应链组成，中国有无锡、苏州两个工厂

不管是从经济利益上，还是从战略布局上考虑，希捷关厂这一举动都让人费解。那么唯一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2年前的江苏税务部门追缴希捷15亿的漏税事件，希捷刷新了微软中国补税8个多亿的记录。

或许有读者还记得2015年有传闻称江苏省某个知名美企的工厂涉嫌偷税漏税，当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AMD，因为他们在江苏南通有封装厂（去年AMD把南通工厂也卖掉了），吓得AMD还紧急辟谣，后来这事公开了，涉事的是希捷公司。

当时官方认为希捷在2007到2013年少缴税了，希捷当然不同意了，双方经过谈判，最终博弈的后果就是希捷补缴2.25亿美元税款（当时折合15亿人民币），并且跟税务部门达成了APA预先缴税协议，政府部门每年增加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约4亿元，希捷江苏每年执行APA协议将会增加利润4.5亿元。

其实反避税是各国都有的，但是要有个度，只是苏州这种反避税有点掘地三尺、杀鸡取卵的意思，吃相太难看，引起逆反。

我们先来看苏州政府补征的理由：代工环节利润率低于集团利润率。希捷是高科技企业，在美国总部的研发投入不但免税还有政府资助，整体集团利润率高于大陆苏州代工厂是正常的，凭什么苏州工厂要按照集团整体的利润里交税呢？明显是不合理，苏州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征缴希捷欠税，不仅无理，也无据，失去的是政府的信誉和公信力。

希捷采用的是国家法律并不反对的合法的避税手段，算不上是逃税，只能算是合理合法避税。苏州嫌他交少了，不是去想办法修订法律，规范合同，堵塞漏洞，建立能留住企业的环境，成立符合企业健康发展的辅助及管控机构，而是通过行政手段，逼迫对方按照全球利润水平补征，还要签卖身契预定未来多交。

据说谈判现场局面非常僵化，希捷甚至以关停苏州的工厂相威胁，可惜税务也不是吃素的，不为所动，最终还是补收到一笔巨款。连对企业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希捷今年关厂走人的举动，也在情理之中。

旧闻：江苏国税：反避税青年个个是精英

原刊中国青年报

（2015年）3月11日，江苏省国税局与跨国企业A集团正式签署预约定价安排。根据协议，A集团（编者注：后证明为希捷）江苏公司未来4年预计每年将增加利润约4.5亿元，年增加企业所得税约1亿元。

此前，A集团江苏公司补税14亿元，这是中国反避税补税额度最大的案件，成为中国反避税的一个标志。

近年来,国际避税现象愈演愈烈, “把GDP留给当地，把利润全部带走”，已经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惯例，他们利用各国税法差异，通过高进低出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利润，扰乱了国际市场秩序，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税收主权，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已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警觉。

2014年11月16日，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在澳大利亚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国际重大政治场合就税收问题发表重要意见。

去年2月，江苏省国税局组建反避税专业团队，团队22人中有近三分之二是80后。一年内，他们完成15个案件的调查，补征税款40多亿元，占全国补税数量的六成，其中超亿元的案件有10个。

这是一群忠诚国家、甘于奉献、有国际视野的青年，他们在反避税工作中唱响了捍卫国家税收主权最强音。

反避税专业团队组建伊始，从事IT行业的跨国公司A集团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该公司江苏工厂产量占集团的60%左右，年销售额近400亿元，关联销售比例为100%，但净利率仅为1%左右，在集团利润占比仅为8%，在中国税收贡献极低，其获利水平与价值贡献明显不匹配。

有十多年反避税经验的朱海带项目组开始调查，此前，对垄断企业的转让定价管理中国从未做过。

第一次接触，对方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却拒绝开放集团财务系统。朱海告诫对方，如不开放财务系统，将按照税法的规定核定税款。对方终于让步。

面对全英文的财务系统，项目组审计了5个月，他们发现，该集团是双重少征税的典型，把利润转移到了低税负国家，集团的所得税税负也仅为2%。

第一次谈判，A集团副总裁大卫（化名）带队，聘请了国际知名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专家，清一色的海外博士，十多人个个西装革履，派头十足。

这边5人一律便装，都没有留学经历，除朱海42岁外，其他都是30岁左右，3名硕士。

大卫有30多年国际转让定价经验，性格强悍。一番寒暄后，他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势，咄咄逼人，讲了一大堆国际规则，朱海只谈了两条税法。

第二轮谈判，朱海听完对方发言，开始逐条驳斥，并一连串抛出6个问题，形势急剧逆转。

大卫微笑的表情渐渐僵硬，脸色越来越红，他没料到，朱海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中找出了破绽，大卫当场向随行人员发火。

谈判前项目组已有充分准备，收集相关联的各国税收法规，分析行业报告上百份，查询了1200多家上市公司多年年报，如果将资料打印成册，有三四米高。

大卫一改过去的傲慢态度，谈判中点头频率逐渐提高。但他仍然很自负，经常说出“难以置信”“无法相信”等词语。

双方分歧较大，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对方甚至威胁再查就撤资。在一次谈判中，大卫当场拎包走人，被同行人劝了回来。

前后近20轮谈判后，双方终于达成一致，A集团补缴税款及利息14亿元。

大卫曾和朱海有过一次对话。

“你去国际会计事务所可拿到百万年薪。”

“我更喜欢为国家利益工作。”

“你是英雄。”

“我早就是英雄了，我是国家卫士。”（朱海曾获“中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税务工作者”等荣誉。——记者注）

“国家利益，分毫不让。”朱海自信地说，“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我们的方案”。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通过印度法院的一个判例，韩国一家企业的“防线”被击破，最终补税3亿元。

这家企业在江苏有两家工厂，反避税专业团队对企业申报表分析发现，该公司有避税嫌疑，项目组对他们开展了反避税调查。

国内同行业企业普遍亏损，没有可比性，反避税项目组搜集了2000多家公司资料，查阅了120家上市公司的多年公报，设计了120个方案，最后确定15家同类企业进行类比，确定利润率为5%，对方坚持认为是3%。谈判陷入了僵局。

项目组继续搜集资料，组长苏添搜到了该公司的一个反避税判例：该公司向印度法院提供了5%利润的证据。

这家公司终于认输，重新调整了企业的利润构成，把江苏公司在集团同类产品中利润占比由30%上调到了近60%。

江苏省国税局反避税专业团队负责人王新业说：“通过反避税可以还原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让企业遵循市场规律进行利润分配，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事实上，企业转移利润避税是个双刃剑，掩盖了核心竞争力，影响了企业决策及行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极端影响是避税将加快企业垄断行业的步伐，破坏公平的市场环境。

A集团CEO表示，签署税收协议，企业降低了风险，增加了企业未来发展的确定性，集团将追加投资。

据了解，经过反避税调查的企业，都对子公司重新定位，中国公司在集团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一名企业负责人说，因为利润低，贡献小，以前在集团开会都坐后排挨训，现在坐前排受表扬。

“起初政府担心反避税会给投资者带来压力，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现在企业不仅没跑，反而还追加了投资，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伟强深有感触地说，反避税实现了税企合作，化解了企业税收风险，实现了多方合作共赢。

实践创新国际税收规则新理论

江苏全省有5万多家外资企业，每年产生3万亿元跨国交易，江苏省国税局是全国税务系统反避税的排头兵。

多年来，江苏省国税局将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干部充实到反避税工作岗位，在实战中培养锻炼了一批反避税管理专业人才。

朱海，强项是分析、谈判；刘超，善于思考分析，业务全面；叶荣，除了门卫和局长没干过，其他岗位都干过；苏添，精通税法，IT高手；史薇，学霸，英语八级，取得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通过全国司法考试……个个都是反避税精英。

江苏国税局组建反避税专业团队不仅是一次业务改革，也是一次行政效能改革，反避税专业团队实行项目化管理方式，内部实行招标制，自由组合，极大激活了青年的工作活力。

经过实践演练，刘超、叶峰、苏添、史薇、叶荣等人都能独立办案，反避税团队成立了7个项目小组，几乎每个组都办过上亿元的案件。对A集团调查时，反避税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垄断行业筛选可比企业的方法。此前，这批青年成功实践了成本节约和市场溢价反避税理论。

成本节约理论提出，外企到中国投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低了，获得了比原来更多的利润，这部分利润理应为当地贡献税收。

市场溢价理论认为，外企如在本国产品只卖10元，在发展中国家卖20元，其中的10元品牌价值是在消费地产生的，超额利润理应在当地纳税。

这两条理论出现在了联合国2013年度的转让定价手册上。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益民博士认为，成本节约和市场溢价理论是中国首创，为发展中国家参与重新分割国际税收蛋糕提出了理论方法，是对新的国际税收规则的贡献。

江苏省国税局局长胡道新认为：“跨国税源的竞争已从征纳双方的关系上升到政府间、国家间的关系，从经济关系上升为政治关系、战略关系。江苏国税反避税工作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符合中国实际的国际税收管理方式和模式，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税收规则积累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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